今年大伯提着红薯干来我家借钱之后年年都来我妈一招再也不来 

　　992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，梧桐叶子刚黄，王大伯就提着一大袋红薯干敲响了张家的门。

　　“梅子在家吗？”王大伯站在门口，脸上挂着憨厚的笑容，手里的麻袋沉甸甸的，看起来至少有二十斤重。

　　周梅正在厨房里洗菜，准备晚饭。听到敲门声，她擦擦手上的水珠，快步走到门口。透过猫眼一看，是个陌生的老头子，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头发花白，看起来有六十来岁。

　　周梅这才想起来，张建国确实有个堂叔住在乡下，以前听丈夫提过几次，说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。她赶紧开门，脸上堆起笑容：“哎呀，大伯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进来坐。”

　　王大伯是张建国的堂叔，今年已经58岁了，平时住在距离县城三十多里的乡下，很少来城里。周梅心里有些奇怪，这大老远的，是什么事让老人家亲自跑一趟？

　　“打扰了，打扰了。”王大伯一边说着客套话，一边四处打量着张家的房子。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老式楼房，虽然不大，但收拾得很干净。客厅里摆着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，算是那个年代比较不错的家电了。

　　10岁的小强放下手中的铅笔，从沙发上跳起来，乖巧地给王大伯倒了一杯热茶。王大伯接过茶杯，连连点头：“好孩子，好孩子，长得真壮实。”

　　“大伯，您这是...”周梅看着那袋红薯干，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在那个年代，亲戚之间走动，多少都会带点什么，但这一大袋红薯干，分量可不轻。

　　“哎，这是今年新晒的，特别甜。”王大伯拍拍麻袋，脸上露出自豪的表情，“我寻思着建国他们在城里买不到这么好的，就带了些来。这红薯是我自己种的，用的是农家肥，没打过农药，吃着放心。”

　　周梅心里一暖，乡下亲戚想着他们，这份心意就很难得。“大伯您太客气了，这么远的路，您一个人提着这么重的东西，多累啊。坐坐，等建国下班回来，一起吃个饭。”

　　王大伯摆摆手：“不了不了，我还有事要办，不能耽误太久。梅子啊，我今天来，其实是有件事想求你们。”

　　王大伯喝了口茶，润润嗓子，脸上的笑容有些勉强：“是这样的，我家老三今年要上高中了，成绩还不错，考上了县一中。可是这学费啊...”

　　说着，王大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手帕包，小心翼翼地打开。里面是一些零散的纸币，有十块的，五块的，还有一些一块两块的，看起来都是平时省下来的零花钱。

　　“我这里只有50块，可是学费要200块钱。”王大伯的声音有些颤抖，“我这个老农民，种了一辈子地，哪有这么多现钱啊。孩子他妈早就去了，就靠我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，老大老二都已经成家了，可是也帮不上什么忙。”

　　听到这里，周梅的心软了。她想起自己的小强和小花，要是他们考上好学校却因为没钱上不了，那该多可惜啊。

　　“我想着，建国在工厂上班，手头应该宽裕些...”王大伯说着，眼圈都有些红了，“我知道这样不好，可是实在没办法了。孩子聪明，不能因为钱的事耽误了前程啊。”

　　周梅心里一紧。张建国在纺织厂当挡车工，一个月工资也就300多块，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养，还要给父母寄生活费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可是看着王大伯期待的眼神，想着那个要上高中的孩子，她又不好意思拒绝。

　　她回到卧室，从衣柜最里面摸出一个铁盒子，这是她平时省钱的地方。打开盒子，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些纸币，这是她平时省下来的钱，本来是准备给小花买冬衣的。

　　数了又数，一共220块。这可是她几个月的积蓄啊，每次买菜都要精打细算，能省一分是一分。

　　“大伯，您拿着。”周梅把200块钱递给王大伯，手都有些颤抖，“孩子上学要紧，不能耽误。”

　　王大伯接过钱，激动得眼泪都快出来了：“梅子，你们真是好人啊，真是菩萨心肠。这钱我记着，等秋收后一定还，一定还。”

　　“不急不急，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还。”周梅说着客套话，心里却在盘算着这个月的开支要怎么安排。小花的冬衣得往后推推，自己的那件破棉袄再凑合一年。

　　王大伯千恩万谢地准备走，临走时又拍着那袋红薯干说：“梅子，这红薯们慢慢吃，特别香甜。我每天早上四点就起来晒，晒了半个多月才晒好，保证没有坏的。”

　　送走王大伯后，周梅看着那袋红薯干，心情复杂。一方面为帮助了别人而感到欣慰，另一方面又为家里的经济状况而发愁。

　　周梅把白天的事情详细地说了一遍。张建国听了，也没说什么，只是皱了皱眉头。他是个老实人，觉得亲戚有困难就应该帮忙，可是200块钱对他们家来说也不是小数目。

　　“200块不算多，大伯家确实不容易。”张建国一边吃红薯干一边说，“这红薯干真不错，又甜又面，比商店里卖的好多了。”

　　小强和小花也很喜欢这红薯干，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抓一把塞嘴里。红薯干确实很甜，嚼起来有种特别的香味，比他们平时吃的零食好吃多了。

　　“妈妈，这个比糖都甜。”小花一边嚼一边说，“大爷爷真好，给我们带这么多好吃的。”

　　周梅看着孩子们开心的样子，心里的那点不快也消散了。毕竟能帮助别人，也是一种福气。

　　一个月过去了，王大伯没有音信。两个月过去了，还是没有消息。周梅倒也不着急，想着乡下人可能要等收成好了才能还钱，再说200块钱虽然不少，但也不是什么大数目，不至于为这点钱伤了亲戚之间的和气。

　　那袋红薯干很快就被全家人吃完了，小强和小花还有些恋恋不舍，时不时问：“妈妈，大爷爷什么时候再来啊？他还会带红薯干吗？”

　　第二年秋天，王大伯又来了。还是那个时间，还是提着一袋红薯干，还是那副憨厚的笑容。

　　“梅子啊，我来还钱了。”王大伯一进门就说，看起来比去年精神了不少，脸色红润，走路也很有劲。

　　王大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着一叠钱：“这是100块，我现在能拿出来的就这些，剩下的100块，你们再宽限一段时间行吗？实在是今年收成不好，卖粮食的钱还不够还债的。”

　　周梅接过钱数了数，确实是100块，都是十块五块的零票。虽然只还了一半，但总比不还强。“行，不急，您慢慢来。”

　　王大伯又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，和小强小花聊天，给他们讲了些乡下的故事。两个孩子听得津津有味，特别是听说王大伯家养了很多小动物，更是羡慕不已。

　　喝了茶，吃了几块红薯干，王大伯突然话锋一转：“梅子啊，我今天来还有个事，有点难以启齿...”

　　“是这样的，我家要盖新房子，老房子实在太破了，下雨天到处漏水，实在没法住了。”王大伯说着，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，“可是盖房子需要买材料，砖头水泥什么的，差300块钱。你看...”

　　周梅愣住了。刚还了100块，又要借300块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而且这次要的还更多。

　　“大伯，我们家也不宽裕啊。”周梅为难地说，“建国的工资就那么多，家里开支也大。”

　　“我知道我知道，我也不想这样。”王大伯连连点头，声音里带着哀求，“可是房子盖到一半，不能停工啊。工人们每天都在等着，材料不到位就得停工。我保证，明年秋天一定把所有的钱都还清，一分不少。”

　　王大伯说着，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：“这是工头写的欠条，您看看，确实需要这些钱买材料。”

　　周梅接过纸条看了看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需要购买砖头水泥的清单，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的签名。

　　看着王大伯诚恳的样子，想想老人家住破房子确实可怜，周梅最终还是心软了。毕竟是长辈，又是亲戚，不帮忙说不过去。

　　“那...那好吧。”周梅咬咬牙，“不过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了，我们家也不容易。”

　　“谢谢，谢谢！”王大伯激动得眼泪都出来了，“梅子，你们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啊。”

　　就这样，王大伯又借走了300块钱。算上之前没还清的100块，一共欠了400块。

　　1994年秋天，王大伯第三次来了。这次他带的红薯干更多，足足两大袋，看起来比前两年的分量都要足。

　　“大伯，您的房子盖好了吗？”周梅问，心里其实挺好奇的，400块钱在乡下应该能盖个不错的房子了。

　　“盖好了盖好了，可气派了。”王大伯笑得合不拢嘴，“三间大瓦房，还有个小院子，比以前的破房子强多了。梅子啊，我这次来是还钱的，还有个小忙想请你们帮。”

　　王大伯这次还了200块，说是卖粮食的钱。可是紧接着，他又说家里要买农具，需要500块钱。

　　“现在国家提倡科学种田，要用新式农具，产量才能上去。”王大伯说得头头是道，“我看中了一台小型收割机，有了它，以后收庄稼就不用那么辛苦了，而且效率高，能多收不少粮食。”

　　周梅虽然心里不情愿，但看着王大伯说得那么认真，也不好拒绝。再说，老人家都快六十了，买台机器减轻劳动强度，也是应该的。

　　1995年，王大伯说家里老人生病，需要钱治病，借了400块。 1996年，王大伯说要给二儿子娶媳妇，需要彩礼钱，借了600块。 1997年，王大伯说买种子化肥，准备扩大种植规模，借了300块。 1998年，王大伯说家里的牛死了，需要重新买一头，借了800块。

　　每年秋天，王大伯都会准时出现，就像候鸟一样准时。每次都带着红薯干，每次都是还一部分钱，再借更多的钱。而且他的理由总是那么充分，让人没法拒绝。

　　到了1998年，他已经欠了张家整整1500块钱。这个数字让周梅心惊肉跳，1500块啊，相当于张建国四个多月的工资！

　　张建国开始有意见了：“梅子，这样下去不行啊。大伯年年借钱，咱们成了他的银行了。而且他借得越来越多，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”

　　“我也觉得不对劲。”周梅愁眉苦脸地说，“可是每次看他那副可怜样子，又不好意思拒绝。再说，他毕竟是长辈。”

　　“长辈怎么了？长辈就能随便借钱不还？”张建国难得发一次火，“咱们自己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，还要供他花销？”

　　周梅也很委屈，她又何尝不知道这样不对？可是王大伯每次来都是那副诚恳的样子，而且每次都会还一部分钱，表示自己不是赖账不还，这让她很难拒绝。

　　小强和小花倒是很喜欢王大伯来，因为每次都能吃到香甜的红薯干。而且王大伯很会哄孩子，每次来都会给他们讲故事，还会教他们一些乡下的小知识。

　　“妈妈，大爷爷什么时候再来啊？”小花舔着嘴唇问，“他带的红薯干真好吃，比糖都甜。”

　　“张家这是怎么了？年年有个老头子来借钱。”住在对门的刘大妈说，“我看了好几年了，每年秋天准来。”

　　“听说是建国的叔叔，乡下的。”楼下的王阿姨接话道，“每次都提着个大袋子，也不知道装的什么。”

　　“乡下怎么了？乡下人也不能年年借钱不还啊。”刘大妈撇撇嘴，“这样下去张家要被拖垮了。”

　　“就是，我看那老头子气色挺好的，不像缺钱的样子。”王阿姨压低声音，“而且每次借完钱就走，从来不留下来吃饭，这不像亲戚的样子。”

　　这些话传到周梅耳朵里，让她很不是滋味。邻居们的议论让她感到羞愧，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　　“班上的同学说我们家有个要饭的亲戚，年年来要钱。”小强委屈地说，“我说不是，他们不信，还说看见了。”

　　1999年春天，周梅去镇上的集市给小花装。路过一家茶馆时，透过窗户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
　　周梅吃了一惊，王大伯不是在乡下种地吗？怎么大白天的在茶馆里喝茶？而且看起来很悠闲的样子，穿着一件崭新的中山装，脚上的皮鞋也是新的。

　　她走近一看，更是惊呆了。王大伯坐在茶馆里，面前摆着一副麻将，手里的牌打得正欢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他出手很大方，一把就输了几十块钱，脸上却毫不在意，反而还在笑呵呵地和其他人聊天。

　　周梅躲在茶馆外面，透过玻璃窗仔细观察。那叠钱至少有三四百块，在那个年代可不是小数目。王大伯把钱随意地放在桌上，看起来一点都不心疼。

　　她心里一阵发凉。王大伯不是说家里穷，连孩子学费都拿不出吗？不是说种地辛苦，没有闲钱吗？怎么有这么多钱打麻将？

　　周梅没有进去，而是在茶馆外面的小摊上买了些东西，一边挑选一边观察茶馆里的情况。

　　两个小时后，王大伯从茶馆里出来，看起来心情不错，应该是赢了不少钱。他的口袋鼓鼓的，显然收获颇丰。

　　王大伯走到街边，骑上一辆崭新的自行车。这辆自行车是“永久”牌的，在当时算是很好的品牌，要200多块钱呢。车后座还绑着几个鼓鼓囊囊的袋子，看起来刚从集市上买了不少东西。

　　周梅跟在后面，看着王大伯进了一家饭店。透过窗户，她看到王大伯点了三四个菜，还要了一瓶酒，一个人吃得津津有味。那些菜在当时都不便宜，红烧肉要八块钱一盘，糖醋鱼要十二块钱，加上酒，这一餐至少要三十多块钱。

　　这哪里像是穷人的样子？周梅想起自己家平时连买二斤肉都要计算半天，而王大伯却在这里大吃大喝，心里别提多气愤了。

　　“不会吧？”张建国有些不敢相信，“大伯看起来不像是会撒谎的人啊，而且他每年都还钱，虽然不多，但总是还的。”

　　“我亲眼看到的，还能有假？”周梅越想越气，“他在茶馆里打麻将，出手阔绰得很。还有那辆自行车，崭新的，要好几百块钱呢。”

　　张建国沉默了一会儿，慢慢消化着这个消息。确实，如果王大伯真的这么穷，哪来的钱买新自行车，哪来的钱在茶馆里潇洒？

　　第二天，周梅托在乡下工作的表妹打听王大伯家的情况。这一打听，更是让她气得不轻。